凌晨兩點的醫院走廊，白熾燈把每個人的臉照得發青。我握著那份剛打印出來、還帶著打印機余溫的「放棄有創搶救及生命支持治療同意書」，視線落在父親的名字和身份證號碼上。墨跡很新，像一道剛劃開的傷口。

主治醫生站在我對面，聲音不高，但每個字都沉重：「決定好了嗎？簽了字，就意味著如果出現呼吸衰竭，我們不會氣管插管、不上呼吸機；如果心臟停跳，不會進行胸外按壓和電擊除顫。我們會用一切藥物讓他舒適、沒有痛苦地走完最后這段路。」

我轉頭望向病房。父親在鎮痛泵的作用下，難得地沉睡著。他的胸腔隨著呼吸微弱起伏，像風箱最后殘存的一點氣息。母親握著他的手，趴在床邊也睡著了。

兩天前，父親用盡力氣對我們說：「別再……把我送進ICU了……讓我……體面點……」

這是胃癌晚期全身轉移的第14個月，我們終于走到了這個十字路口。

一年前，父親確診胃癌晚期伴肝轉移。我們從沒放棄過，經歷了八次化療，兩次靶向治療嘗試，一次姑息性放療控制骨轉移疼痛。他頑強地挺過了嚴重的骨髓抑制、手足綜合征、頑固的惡心嘔吐。

三個月前，病情還是不可遏制地進展了。CT顯示腹膜廣泛種植轉移，并發了惡性腹水。他的腹部像懷胎六月的孕婦，卻瘦得四肢只剩皮包骨。每天要引流近千毫升的腹水才能勉強呼吸順暢。

但這還不是最難的。

轉折發生在一周前。父親出現了慢性消耗病人最怕的并發癥——墜積性肺炎。起初是低燒、咳嗽，很快發展成呼吸急促。即使鼻導管吸著氧，他的血氧飽和度也只能維持在90%左右，嘴唇透著淡淡的紫色。

抗生素用了最強的一線、二線，效果甚微。

感染指標居高不下。

「可以考慮轉ICU，進行更高級別的呼吸支持，比如無創呼吸機，甚至必要時氣管插管。」主管醫生把我們叫到辦公室，「在ICU，有更嚴密的監護，更多手段。」

我們還沒回答，一直沉默的父親突然開口，聲音嘶啞但異常清晰：「我……不去ICU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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